谈所谓“愚民政策”者

谈所谓“愚民政策”者
——析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

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——这句话在后世引起了极大的争论，很大的原因是有人疑心其中包含有“愚民”之意，而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句读——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；直至有人打破传统，换了另一套标点——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。”——论争由是更甚。
我以为，关于孔子愚民与否之争，很大程度上是以孔子地位的动摇为契机，出于政治、文化革新之需要，遂有数批义士齐起指摘夫子之为虎作伥；后儒学落寞，其他传统之学问亦不免隐匿，遂又有数批义士，亦出于政治、文化修缮之需要，云集而致力儒学之重兴。故其论争多年，未见结果。
恕在下直言，后世之争皆务于时事之需，而鲜有执著文字而溯其本义者。我以为古人解经遵循的是史料与精义，而未必有语法上的系统概念，故也情有可原。

一、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——第一种句读之推敲。
首先，“民”在《论语》中（或者说在先秦时代）的含义是丰富的，当其与“人”并用时，仅指受统治者（而“人”则指生物意义上的人，当然，“人”可能更局限在统治阶层——此处暂不详述）。当“民”独用时，则可能有两种解释。此句的关键不在“民”，在“使”。
据李佐丰先生《上古语法研究》对《左传》中“使字句”的研究，“使”至少有三种用法。“使1”后可带主谓性宾语，一般译为“役使”“任用”“派遣”； “使2”又可直接带动词性宾语，即构成“兼语式”，这种情况下，“使”的对象以及“使”后的动作所及的第三人常常隐匿（我依李先生的划分法，称上述二“使”分别为“使1”和“使2”）。李先生认为这两个“使”是有严格区分的，处理不好，很多句子都会产生歧义。如“楚人使蔡无常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年》），“其来也不寇，使民不严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——如果作“使2”理解，则有“蔡无常”“民不严”，似有不通；理解为“使1”才贯通成理。而古人（先秦之人）的思维并不借助语法分析，自有一套定式，不会每每在“使”的用法上发生分歧。
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再来看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中的“使”。我认为应采“使2”，“之”因而指“礼”，即——“老百姓，可以使他们遵循礼，不可使他们知晓礼。”
“之”在此作代词，应指“礼”，而非其它国事，因为《论语》中所谓“知”者——如“温故而知新”——多言“礼”；同时，政治问题，在孔子看来，也是以“礼”为基础的，而无所谓凌空独立的政治。后世指摘孔子，皆以“政治”论焉，所以称其“愚民”。其时“政治”之概念已大为缩小而仅指国事了。因而这个依据是不成立的。
第三个词“可”。“可”通作副词，表可能性；又可做动词，表允许之意（还可作形容词，表适宜）。不妨分别称为“可1”、“可2”。批评者多采“可2”——即夫子认为：礼只能让百姓去依照行事，切不能让他们知晓。这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，但决不该排斥“可1”的解释——在儒家看来，礼应成为全社会的规范，这是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，也是对民众的教化（虽然我们可能并不认同这种“教化”方式）；然礼的要求及合理性，并不一定能使每个人都明白（这是有客观原因的，当时能读书认字的人并不多）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为政者不推行礼乐教化的借口。——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追求还是深谙其法的，而不是在搞“反动”的“愚民政策”。

二、“民可使，由之；不可使，知之”——第二种句读之辨析。
依此句读，“使”当类似于“使1”，作“役使”讲；“可”取“可1”，作可能性讲；“之”作“民”讲。如此句读便避开了愚民之嫌疑，突出了礼乐教化之法——老百姓如果听从，就让他们自由行事；如果不听从命令，就给予他们指导（使他们听从命令）。由于当时的政治统治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，这样理解并不违背当时的礼乐教化之法。

总的来说，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句读，并把“可“理解为一种可能性。因为”使“单独使用而不接宾语者并不多见，提出第二种句读者，其维护孔子政治理念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，但不免有支离细琐、牵强之疵。

关于这个问题的论争，应当多追溯原意；但如若像在下这样翻阅辞书、译本，劳神苦思于句读、“使”、“可”之间，亦恐无益于世事，不过落个“学究”之名。因此之故，我认为析理之后尚须布道，布道之法又不可循析理之法，“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也。